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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鲁门是如何做出对日本投放原子弹的决定的

2019/06/11 来源:朝阳信息港

导读

第二天,父亲就与参谋长联席会的全体成员举行了一次非凡的会议,讨论对日的决策。会上作了一个用766700人攻占九州岛的假设。有人认为不至于

  第二天,父亲就与参谋长联席会的全体成员举行了一次非凡的会议,讨论对日的决策。会上作了一个用766700人攻占九州岛的假设。有人认为不至于有太大的损失。但李海海军上军强烈地不同意。他说,在刚刚结束的冲绳岛之战中,美国损失了41700人,占全部攻击人员之35%。估计日本还有5000架自杀性飞机,在日本各岛尚有200万军队。在九州就有17个装备完整的作战师。如果像冲绳岛那样作战,马歇尔将军估计美国的伤亡可能要达50万人。更有甚者,上述之估计是建立在苏联将参战的基础之上的。苏联之参战将牵制住日本在满洲的100万精锐日军。当然还包括在中国的100万日军。凡此种种,都影响到父亲对苏联政策之考虑。这次会议没有讨论原子弹问题,因为如何正确引爆原子弹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直到1945年6月27日,杜邦公司所制造的引发器才送交洛斯阿拉莫斯(LosAlamos)试验场。

  早在6月1日,临时委员会给父亲一个报告,建议如果试验成功,就应及早用之于日本。但科学家委员会仍有不同意见。有人主张先丢在日本的某个荒岛上,但根据现有条件,我们只能制造出三枚原子弹,如果丢在一个荒岛上,只能造成有限的灾难,不足以给日本带来震荡。而我们却浪费了一枚。这样,我们只剩下一枚了。如果丢下了第三枚而日本仍然不投降,那我们又得采用攻占本州的计划了。而这时,苏联将于8月8日参战(斯大林向霍布金许下的诺言)。这样一来,在日本又将出现德国的局面——即苏联要求分享成果。6月18日,父亲在一次高级会议上再次提出,是否可使用常规武器制服日本的可能性。马歇尔将军指出,这完全不可能。他说,纳粹德国曾遭受的猛烈轰炸,但它仍然若无其事,直到盟军实在地攻占其领土才告屈服。空军代表伊腊·艾克将军完全同意马歇尔的意见,他说,德国的军事生产地比较集中,日本则比较分散,因此,日本比德国更难制服。只有海军李海将军认为,用封锁加上轰炸或许可以使日本屈服,但没有人同意他的意见。父亲只能命令陆海军加倍努力,以便用常规武器制服日本。

  接下来就要开三巨头会议了。父亲碰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7月16日的试验成功,他应怎样向斯大林交代这件事呢?杜鲁门是乘奥古斯塔号军舰去德国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美国没有副总统,万一飞机出事,美国将面临群龙无首的局面。杜鲁门一行于7月15日抵达欧洲,次日飞往柏林,转往波茨坦,住进苏联人替他准备的“小白宫”。陆海军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与他同行。17日斯大林抵达波茨坦,18日正式开会。16日下午,陆军部长史汀生给了父亲一份密电,来自华盛顿的哈里逊将军——当史汀生不在华盛顿时,由他代理“临时委员会”主席。密电说:今天早上动了手术。术后分析尚未全部完成。但已有的结果令人十分满意,超过了预期的设想。有必要向当地新闻界发公报,因为远地的人也对此很有兴趣。格罗夫医生很为高兴。

  这是用暗号报告在新墨西哥州的原子弹试验结果。次日,史汀生又得到一个密电:医生很高兴回来了,他深信小孩将像它哥哥一样地强壮。这儿的医生指的是格罗夫将军,小孩是指的第二颗原子弹,哥哥是指的刚试验成功的颗原子弹。虽然这是一个很振奋人的消息,但父亲还觉得不够具体。他希望能从格罗夫将军那里得到更详细的报告,然后再做出决定。

  7月21日,报告来了。史汀生念了这个报告。但他太激动了,竟好多次结结巴巴地几乎念不下去了。其中主要是说:1945年7月16日5∶30,在新墨西哥的阿拉莫多尔空军基地,对原子弹的爆炸做了次的全面试验。这是历史上次的核爆炸。这是多么棒的爆炸啊。

  试验的成果远远超出了人们乐观的预期。根据我们目前所有的数据来说,我认为其威力约等于15万吨到2万吨TNT。这还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估计。由于数据的测量还不足,所以实际威力可能还要大好多倍。爆炸的后续影响非常大。在一个短时期内,在半径20英里的范围内,有闪电的亮度可等于几个太阳的亮度。天空有一个巨大无比的火球。这个火球像蘑菇云一样上升,高达10000英尺才见消散。爆炸的亮光可以在180英里的范围内见到。爆炸的声音可在100英里的范围内听到。

  史汀生部长在日记中曾写道,我父亲听了这个报告后“兴奋不已”,这给了他“一种全新的信心”。于是有些人就歪曲史汀生部长的话,说父亲认为这一来可以指挥苏联人了,或可以威胁苏联人了。这是完全不符合父亲的心态的。父亲从来不想对苏联使用原子弹,或威胁使用原子弹。他之所以兴奋是因为他可以与苏联在日本问题上得到解决办法了。由于他不想多死美国人,他以前总不得不对斯大林委曲求全,现有他可以不必再如此了。他可以用更大的勇气与苏联人谈判了。温斯顿·丘吉尔在谈到波茨坦会议回忆时就对其副手安东尼·伊登说过:在得到原子弹消息后,“很明显地,现在美国不必需要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了”。第二天,父亲在“小白宫”再次召开高级会议,以便对使用原子弹做出决定。在这次会议后,父亲决定正式授权合众国战略空军部队使用原子弹。他与陆军部长史汀生商定以四个城市为目标,即广岛、新潟、小仓和长崎。可以在8月3日后,视天气情况向四个城市之中的任何一个投掷原子弹。

  父亲的这个命令是交给乔治·马歇尔下发的。他说:“总统授权给军事当局视天气情况投掷颗原子弹。但必须在他离开波茨坦以后才投。因为他不希望苏联人的纠缠。”现在要处理如何向斯大林打招呼的问题了。7月24日,在会议结束时,父亲故意走到斯大林面前对他说,美国已制造了一种新的武器,“具有不寻常的威力”。当时丘吉尔先生和国务卿伯恩斯都在场,他们注意到了斯大林的反应。斯大林非常冷静,他只是说:“希望你们很好地对付日本人。”奥古斯塔军舰于8月3日驶进了公海。6日中午父亲和国务卿伯恩斯正同船上海员共同用午餐之际,地图室的一名军官送来了一份电报。内称:颗原子弹已经使用,从各方面看来,效果良好。没有几分钟,地图室又送来一份电报,这是先期回国的史汀生从华盛顿发来的。内称:8月5日下午华盛顿时间7∶15,大炸弹投向了广岛,初步报告显示完全成功,其效果大大超过了那个试验炸弹。

  父亲从饭桌上跳了起来,他对伯恩斯说,我们该回家矣。他们放下刀叉,饭也不想吃了,父亲马上向全体海员们说:“请安静,我有一项好消息宣布,我们刚刚向日本投了一枚新炸弹,其威力有2万吨TNT,效果非常好。”按照计划,父亲再一次向日本呼吁投降,并空投成千上万的传单,呼吁日本人民要求政府投降。但从以后的档案来看,日本军方根本无意投降。于是三天以后,又在长崎投了第二颗原子弹。有人常常质问为什么紧急地投第二颗。其实这一切都是早已计划中的。父亲早在7月24日的命令中说:“只要准备就绪,应尽快投第二颗原子弹。”军方人士,特别是格罗夫少将认为必须投两颗才能使日本人投降。因为这才能使日本人相信这不是一次偶发事件,并表明我们手上有的是原子弹,尽管实际上我们只有三枚。

  于是,日本终于表示愿意接受投降了。日本只有一个条件,即保留天皇的地位。但波茨坦规定投降必须是无条件的。所以父亲就作了一个模糊的回答:“从投降的那一刻起,天皇和日本政府的统治权将完全受制于联合国司令,由他来规定为实施投降所必须采取的措施。根据波茨坦宣言,未来的日本政府形式将由自由的日本人民来决定。”

  8月15日(美国时间14日),裕仁天皇正式宣布日本投降。

  投原子弹一直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直至1995年,由退休少将斯文尼在国会发表演说对使用原子弹做出了的说明:我是退役空军少将查尔斯·斯文尼。我是参加了两次对日本原子弹轰炸的飞行员。在对广岛的轰炸中,担任驾驶员蒂贝茨上校的右座领航员,在对长崎的轰炸中,任编队指挥员。作为一个参与两次对日本原子弹轰炸的飞行员,我将陈述本人亲历的往事。我要强调指出,我所陈述的都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而有些人就是无视这些明显的事实,因为这些事实与他们头脑中的偏见不符。此刻,作为经历了那段历史的人们,我要陈述我的思考、观察和结论。我相信杜鲁门总统做出的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决定不仅符合当时的情况,而且做具有压倒其他可能选择的道义上的必要性。像我们这一代绝大多数人一样,我不希望发生的一件事就是战争。我们作为一个民族不是骑士,我们不渴望那种辉煌。当我国正在大萧条中挣扎时,日本开始了对邻国的征服,搞什么‘大东亚共荣圈’,法西斯总是打着漂亮的旗帜去掩盖卑鄙的阴谋。

  这种“共荣”是通过对中国进行残酷的总体战进行的。日本作为一个国家,认为自己命中注定要统治亚洲,并由此据有亚洲的自然资源和广袤土地,未有丝毫的怜悯和犹豫。日本屠杀无辜的男女老少。在惨绝人伦的南京大屠杀中,30万手无寸铁的平民被屠杀,这是犯罪。

  这是事实:日本认为美国是阻止其实现在亚洲的“神授”使命的障碍。于是日本对驻扎于珍珠港的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进行了精心策划的偷袭。偷袭时间定于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因为此时行动可以限度地摧毁舰队实力,消灭人员,给予美国海军以致命的打击。数千名美国水兵的生命湮没于仍然沉睡在珍珠港湾底的美海军亚利桑那号军舰里。其中的许多士兵甚至不清楚为什么受到突然袭击。战争就这样强加在美国头上。科雷希多的陷落及随后对盟军战俘的屠杀,驱散了对日军兽性的一丝怀疑。即使是在战时,日军的残暴也是令人发指的。巴甘省的死亡进军充满恐怖。日本人认为投降是对自身、对家庭、对祖国、对天皇的污辱。他们对自身和对敌人都不手软。7000名美军和菲律宾战俘惨遭毒打、枪杀、被刺刀捅死,或惨死于疾病和饥饿。这是事实:随着美国在广阔的太平洋向日本缓慢、艰苦、一步一步流血进军时,日本显示出自己是冷酷无情和桀骜不驯的杀人机器。无论战事多么令人绝望,无论机会多么渺茫,无论结果多么确定,日本人也要战至一人。为了取得可能的光荣,日军全力以赴去杀死尽可能多的美国人。

  美军开进得距日本本土越近,日本人的行为变得越疯狂。

  塞班岛:美军阵亡3000人,其中在几小时内就死了1500人。

  硫磺岛:美军阵亡6000人,伤21万人。

  冲绳岛:美军阵亡1.2万人,伤3.8万人。

  这是沉重的事实:“神风敢死队”驾驭装载炸弹的飞机撞击美国军舰。队员认为这是天上人间的至高的光荣,是向神之境界的升华。在冲绳海域,神风敢死队的自杀攻击要了5000名美国海军军人的命。日本用言语及行动表明,只要个美国人踏上日本本土,他们就处决所有的盟军战俘。日本为大屠杀做好准备,强迫盟军战俘为自己挖掘坟墓。即使在投降后,他们仍处决了一些战俘。这是事实:《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人认为这是荒唐可笑而不屑考虑的。我们从截获的密码得知,日本打算拖延时间,争取以可接受的条件经谈判投降。在8月6日之前的几个月里,美国飞机开始轰炸日本本土。一个个日本城市化为火海。成千上万的日本人死去。但日军发誓决不投降。他们准备牺牲自己的人民以换取他们所理解的光荣和荣誉,不管死多少人。他们拒绝救助平民,尽管我们的飞行员事先已就可能来临的空袭投撒了传单。在一次为期10天的轰炸行动中,东京、名古屋、神户、大阪的许多地方化为灰烬。这是事实:即使在用原子弹轰炸了广岛之后,日本军部仍然认为美国只有一颗原子弹,日本可以坚持。在8月6日之后,他们有三天的时间投降,但他们不。只有在长崎受到原子弹轰炸后,日本天皇才宣布投降。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军方仍声称他们可以而且能够继续战斗。一个陆军军官团体发起叛乱,试图截获并销毁天皇向日本人宣布投降的诏书。这是事实:这些事实有助于说明我们所面临的敌人的本质,有助于认清杜鲁门总统在进行各种选择时所要考虑的背景,有助于理解为什么对日本进行原子弹轰炸是必要的。

  像每一个男女军人一样,杜鲁门总统理解这些事实,伤亡不是某种抽象的统计数字,而是惨痛的事实。

  ——原子弹是否结束了战争?

  ——是的。

  ——它们是必须的吗?

  ——对此存在争议。

  50年过去了。在某些人看来,日本成为受害者,美军成为凶残成性的征服者;原子弹的使用是核时代的不正义、不道德的起点。自然,为了支撑这种歪曲,他们必然要故意无视事实或者编造新的材料以证明这种论调。其中令人吃惊的行径之一就是否认日军曾经进行过大屠杀。事物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呢?答案也许会从近发生的一些事情中找到。当前关于杜鲁门总统为什么要下达对日本进行原子弹轰炸的命令的争论,在某些情况下已演变成数字游戏。史密斯策划的“原子弹轰炸后果”展览,显示了卑劣的论调,这种论调在史学界引起轩然大波。“原子弹轰炸后果”展览传递出这样的信息:日本是受害者,美国是罪恶的侵略者。想象一下如果你的孩子去看展览,他们会留下什么样的印象?他们还会知道事实的真相吗?

  在一个全国性的电视辩论中,我听到这样一位所谓的杰出历史学家声称,原子弹是没有必要的,杜鲁门总统是想用原子弹来吓唬俄国人,日本本来已经打算投降了。有些人提出,艾森豪威尔将军曾说过,日本已经投降,没有必要使用原子弹。然而,基于同样的判断,艾森豪威尔曾严重低估了德国继续作战的意志。他在1944年就下结论说德国已无力进行攻势作战。这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判断。其结果即是阿登战役的激战。是役,数万盟军毫无必要地牺牲了。一个相当公正的结论是,根据太平洋战争的情况,可以合理预期日本将是比德国更疯狂的敌人。,有一种理论认为,如果盟军进攻日本本土,我们的伤亡不是100万而是4.6万人就够了。只不过是4.6万人!你能够想象这种论调的冷酷吗?仅4.6万人,好像这些是无关紧要的美国人的生命。万在此时此刻,我要承认,我不清楚在对日本本土的部队进攻中将会死亡多少人——也没有任何人会知道。根据对日本战时行为的判断,我的确认为,一个公正合理的假设是对日本本土的进攻将是漫长而代价高昂的。根据我们所知道的情况,不是根据某些人的感想,日本不打算无条件投降。在对硫磺岛(太平洋中一个8平方英里的岛礁)的进攻中,6000名海军陆战队官兵牺牲,伤亡总数达2.7万人。但对那些认为我们的损失仅是4.6万人的人,我要问,是哪4.6万人?谁的父亲?谁的兄弟?谁的丈夫?是的,我只注意到了美国人的生命。但是,日本人的命运掌握在日本人的手中,而不在美国手中。数以万计的美军部队焦急地在大洋中等待着进攻——他们的命运取决于日本下一步怎么走。日本可以选择在任何时候投降,但他们选择了等待。而就是在日本“无所作为”的时候,随着战事的进行,美军每天伤亡900多人。我曾听到另一种说法,称我们应该与日本谈判,达到一个可以接受的有条件投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任何人提出应与法西斯德国谈判投降。这是一个疯狂的念头。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与这样一个邪恶的法西斯魔鬼谈判,就是承认其合法性。即使是已经在事实上打败了它。这并不是那个时代空洞的哲学上的原则,而是人类的正义要求,必须彻底干净地铲除法西斯恶魔的势力,必须粉碎这些邪恶的力量。法西斯的已经无情地打碎了外交的信誉。为什么太平洋战争的历史这么容易地被遗忘了呢?也许原因就存在于目前正在进行的对历史的歪曲,对我们集体记忆的歪曲。

  在战败50年后,日本领导人轻率地声称他们是受害者,广岛、长崎与南京大屠杀实质是一回事!整整几代日本人不知道他们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干了些什么。这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不理解日本为什么要道歉。与德国认罪的姿态不同,日本坚持认为它没干任何错事,它的行为是受当时局势的拖累。这种态度粉碎了任何真正弥合创伤的希望。只有记忆才能带来真正的原谅,而遗忘就可能冒重复历史的危险。通过精心策划的政治和公关活动,日本现在建议使用“太平洋胜利日”来取代“对日本胜利日”这一术语。他们说,这一术语将会使太平洋战争的结束不那么特别与日本有关。有些人可能会提出,这些文字能说明什么呢?对日本胜利——太平洋的胜利——让我们庆祝一个事件,而不是一个胜利。我要说,话语就是工具。庆祝一个事件,类似于庆祝一个商场开业典礼,而不是欢庆战争的胜利。这将分裂整个地球,数以千万计的死者、数以千万计受到身心伤害的人和更多的人将会不知所措。这种对语言的攻击是颠倒历史混淆是非的工具。文字或话语可以像任何一种武器一样具有毁灭性:上是下,奴役是自由,侵略是和平。在某种程度上,通过抹除精确的描述文字而对我们语言所展开的攻击,要比50年前日本对我们进行的真正的侵略更具有危害性。至少,在真正的侵略中,敌人是清楚的,威胁是清楚的。

  今天日本巧妙地打起种族主义这张牌,以此来宣示其行动的正义性。日本不是进行罪恶的侵略,而只是从白人帝国主义中解放受压迫的亚洲大众。解放!是的,他们用屠杀“解放”了2000万无辜的亚洲人。这2000万无辜的人,他们家人,他们的后代,永远也不会欣赏日本崇高的行为。经常有人问我,用原子弹轰炸日本是否是出于报复,是否是蓄意毁灭一个古老而令人尊敬的文明?对此,有如下的事实:其一,在初的轰炸目标清单上包括京都,虽然京都也是一个合法的目标,在先前的空袭中未曾予以轰炸。陆军部长史汀生把它从目标中去掉了,因为京都是日本的古都,也是日本的文化宗教中心。其二,在战时我们受到命令的严格约束,在任何情况下,不得轰炸东京的皇宫——尽管我们很容易识别皇宫并炸死天皇。毕竟我们不是为了报复。我们经常想,如果日本有机会轰炸白宫,是否也会像美国这样克制。我认为日本不会。在此让我澄清一个事实,纠正一个长期以来的偏见,那就是我们故意选择人口密集的城市轰炸。我们要轰炸的每一个目标城市都有重要的军事价值。广岛是日军南方司令部所在地,并集结了实力可观的防御部队。长崎是工业中心,有两个重要的兵工厂。在这两个城市,日本都把兵工厂和部队配置于市区中心。像在任何一场战争中一样,我们的目标——理所当然的目标——是胜利,这是一个不可动摇的目标。我不想否认双方死了许多人,不仅两国,而且是世界。我不为战争的残酷性而骄傲而欢乐。我不希望我国或敌国的人民受难。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但我的确认为这样一个问题应去问日本战犯,是他们以日本人民为代价追求自身的辉煌。他们发动了战争。难道他们不应为所有的苦难、为日本的灾难负终的责任吗?也许如果日本人真切地了解过去,认清他们国家在战争中的责任,他们将会看到是日本战犯要负起战争的罪责。日本人民应该给远东人民一个答复。是谁把灾难强加给远东各国,强加给日本本国人民。当然,如果我们与日本人一道抹杀历史的真相,那么这一点是永远做不到的。

  如果日本不追寻并接受真相,日本怎能安心地与自己相处,与亚洲邻国、与美国相处?

  我和我的部属在执行原子弹轰炸任务时坚信,我们将结束战争。我们并没有感到高兴,而是一种责任和使命感,而且我们想回到自己的家人身边。今天,我站在这里作证,并不是庆祝原子弹的使用,而是相反,我希望我的使命是一次。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应该对原子弹的存在感到恐惧。我就感到恐惧。但这并不意味着回到1945年8月,在战时情况下,在敌人顽固凶残的条件下,杜鲁门总统有义务使用所有可能的武器结束战争。我同意杜鲁门总统的决定,当时以及现在。战后几年,有人问杜鲁门总统是否还有其他选择,他响亮地说:没有。接着他提醒提问者:记住,珍珠港的死难者也没有选择。战争总是代价很高的,正如罗伯特·李将军所说:“战争如此残酷是件好事,否则就会有人喜欢它。”感谢上帝使我们拥有原子武器,而不是日本和德国。科学有其自身的逻辑,迟早会有人设计出原子弹。科学不能被否定。关于制造原子弹是否明智的问题,终将被原子弹已经被制造出来这一事实所压倒。

  由于德国和日本法西斯被击败,世界变得更好了!

  (摘自《总统的是是非非:草根总统杜鲁门》曹德谦编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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